2016年1月31日首发于深深，版权属于原媒体及作者，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文/吴靖雯 史金铭
- 人终将会逝去，但是世上走一遭不似风过无痕，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痕迹。而有的人留下的痕迹如刀刻般永不湮灭。
- 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不是籍籍无名的围观者，而是勇敢的弄潮儿。
1月31日是中央批准蛇口成立的日子，也是蛇口工业区37周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踏出实质性第一步的重要时刻，而它的缔造者袁庚先生在这天凌晨去世，享年99岁。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大师们渐次远去的时代。
对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大师们未竟之事尤值得唏嘘。面对改革焦虑甚至一些倒退行径，也许我们需要铭记的是袁庚先生常常提及的，向前走，莫回头。
改革的冒险家——袁庚
袁庚是一位“空降兵”，用晚年政治生命的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的诞生。彼时，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是，时间证明，他既不是“李鸿章”也不是“乌托邦”，他只能算是一个“冒险家”。
袁庚的前半生是一个在战火中淬炼的军人，是一个拥有长期境外工作经验的特务及外交官。在“文革”运动中，他未能幸免，于1968年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相较于其他消失于“文革”中的人来说，袁庚的命运并不止于此。
1973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袁庚结束了自己5年半的监狱生涯。两年后袁庚恢复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 年 6 月，袁庚被部长叶飞派往香港调查属下招商局的情况。此时，他已经年过 61 岁。
调查结束后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978年10月，这个先后在东江纵队，给国家领导做情报顾问戎马沙场大半辈子的老人，在其60岁花甲之年又鼎立改革开放潮头。其受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涉足过商海。同年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两年了，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并没有被完全打破，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两个凡是”的观念依旧深刻的影响着人民群众，国民经济还没有从“文革”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庚接过改革开放的重担无疑是将自己推上风尖浪口。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正式动工，但是就在工业区刚刚动工的时候，袁庚就遇上了一个难题——工人干劲不高，工程进展缓慢。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当年10月，袁庚决定开始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奖励制度一开始实施，工人们就干劲大增，工程进展飞快。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 ” 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 “。袁庚请来新华社的记者写《内参》送到胡耀邦案头，得到胡耀邦亲自批示，该奖励制度才得以继续实施，袁庚却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但是这之后，中国内地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而这仅仅是当时保守思想阻力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的初期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袁庚进行蛇口特区建设时，来自各方的阻力不时的阻挠着袁庚开拓的步伐，但是就是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袁庚以及其他的改革先驱们依旧开拓出了一番新天地。
1980年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1982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83年在蛇口工业区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对领导干部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袁庚传》一书披露，从1979到1984，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至1992年，袁庚离任时，招商局的总资产已由当初的1.3亿增至200亿。到2000年，招商局资产管理总额达1200多亿港元，列中国大型国有企业500强的第26位。
浦东学者谢国平先生在其著作《杀出一条血路：中国特区风雨30年》中指出：今天，我们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认真审视袁庚等人及他们的改革，可能发现袁庚的理论造诣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高到天上去啊，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把他视为改革的先锋，把80年代的深圳奉为改革的圣地？的确，袁庚是人，不是神，他的改革思想简单明晰，我们都想得到，说得到，但是我们都难以学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梦想与行动的脱节，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难有更大突破的困境所在。如果把袁庚当年在蛇口进行的改革比作一座山，那么我们今天在很多领域的探索仍在山腰徘徊，或者说望山而叹。
毫无疑问，袁庚是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在一个谈钱脸红的年代，作为第一个试水中国经济改革、将资本放到台面上来讲的人，他过的并不是那么轻松，在1992年之前，特区一直处于 ” 姓资 ” 还是 ” 姓社 ” 的争论旋涡中。
与袁庚一样，活得“不轻松”的还有一个梁湘。
壮志未酬的拓荒者——梁湘
相较于袁庚而言，梁湘的人生多了那么一分悲剧色彩。
梁湘不到18岁就离开家乡，奔赴延安。1949年随叶剑英领导的南下工作团接管广州，任公用局长，后任市工商局局长，市委第二书记。
但是同样的，梁湘也没能在“文革”中置身事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梁湘被批斗、抄家、审查、关“牛棚”，下放粤北翁源县农村劳动二年。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高潮。
1981年的深圳虽然不似1978年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是那时候的深圳依旧是处于一个萌芽状态。来到深圳，梁湘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继续制订好深圳特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但是在1981年11月前后，梁湘主政深圳尚不到一年，中纪委就派来了调查组。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映射深圳特区变成“新租界”，有人大骂“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
面对如此非议，一开始就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心的梁湘不为所动，依旧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进行评议。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印制。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
从1981年到1986年，是梁湘主政深圳的五年，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来到这里的短短几年，在搞“七平一通”和大量招商引资、开展“三来一补”的同时，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连创多个“全国第一”：如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取消购物票证和粮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开放；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筹措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和建立行业协会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在看，这些多已通行全国；而当时策划和实施，要有很大的胆和识才行。
正是解放了生产力，深圳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跃居全国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现代化的指标，在全国起到了领军作用。但是，新生事物往往不容易为某些人所接受，在赞扬声中，也有质疑和抨击，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肯定其经验成功，才取得全民共识。
对于深圳已经取得的成就，梁湘认为应该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1984年11月6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沿海城市投资洽谈会上，有家香港报纸的记者提问梁湘：“请问市长，往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怎么样？”
“继续高速度地前进。车子已经开到时速八九十公里了，如果突然煞车是要翻跟斗的！”梁湘不假思索幽默地答道。
梁湘已经为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加满油、看好路，但还未开到目的地，就被要求下岗。1986年5月22日，在深圳特区五年积累、作势欲飞的最好时机，面对国内外种种流言，中央和省委决定，梁湘同志不再担任深圳市委书记职务，梁湘黯然离职。
梁湘在离职讲话中，引用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段话，表达自己对深圳的深厚感情：“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1987年9月，梁湘接手海南特区，任全国最大特区省长，时年68岁。但是在梁湘还没有将海南发展成第二个深圳的时候，他就收到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波及，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之后更是被禁闭在海口市郊海军招待所。
1998年，在离开政坛近十年之后，梁湘于广州病逝。没有报道、没有悼念，甚至连他“请把我埋在梧桐山”的遗嘱也没能实现。这个深圳特区的拓荒者，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呕心沥血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却没能在时代转角处留下哪怕一丝背影，便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匆匆离去。
袁庚和梁湘都一样，在花甲之年投身于中国的特区建设之中，为之呕心沥血，让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他们是如此的相似却又是如此的不同。
那些历史的先驱者们
改革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众人共同推动的。我们的今天是由那些改革的先行者们共同勾画出来的。
吴敬琏一直是个焦点，整整三十年的焦点，他受到从精英到草根的双重关注，并且持久不息。身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旗手，他提出了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由此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
“杀出一条血路”是任仲夷在开始改革时发表的豪言壮语，在莫大阻力面前，他为探索广东改革开放和先行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若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敢为人先的改革急先锋，广东和深圳特区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这是后人对他的感激。
于光远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为邓小平起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吹响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他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的突破，为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作出了探索。
陈光是第一个公开出售国有中小企业，掀起“国退民进”序幕的地方官员，虽然关于陈光的争论依旧在继续，但是他在改革中的各项措施对今天的国有企业或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陈光是第一个公开出售国有企业的人，那么马胜利则是承包国企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将企业“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企业家。
杜润生、江平、巴金、周瑞金、王选、袁隆平、年广久、张瑞敏、柳传志、龙永图、仇和、刘丽英、王石、任正非、马云、张海迪。厉以宁……这些人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笔画。时代在发展，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永远都不会消失，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蛇口改革这座山不高，但是我们一直不能翻越，是谁牵绊了我们的步伐？还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懦弱和倦怠？
现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大师们渐次远去，他们所秉承的精神长存，只是那一句“往前走 莫回头”还有多少人记得。